桓温

这是我很早以前写的，晾一晾，哈哈

桓温是东晋的一面旗帜。但这面旗帜最终没有履行冲锋的职责却选择了放纵而刺眼的高扬。桓温的意义仅仅在于他给虚弱残喘的东晋注入了慓悍的雄素，但这也无济于事，因为他没能使它成为一种气质。他拥有足够的力量去摧毁一切，但却提供不出任何新的积极的东西。这些，很大一部分是受制于桓温与东晋朝廷复杂的政治关系的。而这种关系的主动权无疑是掌握在桓温手中的。而桓温的顺逆与否决定了他们彼此之间的关系。后人大都视桓温为叛臣逆子，但也有人认为桓温实无狼子野心并对他进行拨乱反正。本文意欲通过一些角度的观察，力图能够对桓温的顺逆问题有个清晰明朗的阐释。

一    桓温的家世和他的早年时期

  据田余庆先生的考证，“谯郡龙亢桓氏出于曹魏嘉平之狱的刑家。”桓氏家族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就是第六世桓范时期。桓范在曹爽嘉平之狱之中受到穷治至死，家族诛夷甚惨。桓氏子孙以刑家之后，逃死不暇，隐匿唯恐不密。桓温之父桓彝在南下过江时渐渐显于位。但最初他南下只止于江北，官居荒县一令，田先生由此指出“（桓彝）原来位望之低以及南来势力微不足道，自此想见。”而后，田先生进一步阐发道：“桓彝先世经历了极大的政治灾难，桓彝过江又是族单势孤。所以江左门阀一直不以士族视桓氏。”桓氏家族地位晦微的情况甚至在桓温尚主之后也未得到根本改变，田先生引《晋书"谢奕传》的一故事证明这点：谢奕与桓温有布衣之好，为温司马，尝逼温饮，温避入其妻南康公主处，“奕遂携酒就厅事，引温一兵帅共饮，曰：‘失一老兵，得一老兵。’”他又举《世说新语"方正》一例以证，说的是任居分陕的桓温，为了求长史王坦之长女，坦之之父王述怒责坦之曰：“恶见文度（坦之字）已复痴，畏桓温面兵，那可嫁女与之？”由此，不难想象，家族的沧桑苦难以及当时仰人鼻息的尴尬政治处境会给早年的桓温打下深刻的烙印。一方面，这使桓温产生如履薄冰的危机感，并激发出桓温强烈的建功立业之心以径入上流光耀家族（而其父亦此，跻身“八达”而又志在立功），而同时这种雄心壮志也会产生一种孤傲；另一方面，家族的深重苦难和处境的低微必然会使人不自觉得产生一种自卑心理，而自命不凡的桓温无疑会自我强制加以抵触，这种知觉和下意识的矛盾会把人的性格引向狭隘和偏执的一面，而同时这种艰难也促成了早年桓温的老成持重；再一方面，位于士族下层之中并有家族不宜启齿的难言之隐，周围充斥着蔑视和不屑一顾的目光，而自己只能违心得唯他人马首是瞻，面对他人恶意的冷讽热嘲不但毫无招架之力甚至还只能以笑颜相迎，桓温的逆反心理早就萌发于本家族无可奈何的顺从之下。桓温早年的这些心理和性格，无疑是根本性得影响了他后来的所作所为。

早年桓温，有一件醒目的事为世人称道：“彝为韩晃所害，泾令江播豫焉。温时年十五，枕戈泣血，志在复仇。至年十八，会播已终，子彪兄弟三人居丧，置刃杖中，以为温备。温诡称吊宾，得进，刃彪于庐中，并追二弟杀之，时人称焉。”这件事体现了桓温性格上的刚烈自执。而同时，桓温又具有老成持重的一面。桓温伐蜀之时，朝中诸臣皆因蜀道险远而温军寡少深以为忧，唯刘惔认为桓温必能克蜀，人问其故，他说：“以蒲博验之，其不必得，则不为也。” 这两个细节反应出桓温性格上细微的矛盾，桓温在很多事情上都是先浩浩荡荡最后却原地打旋迟疑不前。这倒像极了他的名字，桓温，桓桓而温，既威武又温和，这幅形象具有一种夸张的不可协调性，无疑是难以捉摸的。这在后面还会提到。   

二    桓温其友蒋惔

   《晋书》中记载：（桓温）少与沛国刘惔善，惔尝称之曰：“温眼如紫石棱，须作猥毛磔，孙仲谋、晋宣王之流也。”两人私谊甚笃。而蒋惔作为东晋一代负有盛名的清谈家，他也非常了解桓温，上文所提到的“蒋惔谓桓温蒲博不得则不为”则是一明证。所以从蒋惔身上亦可发现桓温顺逆问题上的一些线索。《晋书》言：“惔每奇温才，而知其有不臣之迹。及温为荆州，惔言于帝曰：‘温不可使居形胜地，其位号常宜抑之。’劝帝自镇上流，而己为军司，帝不纳。又请自行，复不听。” 蒋惔的建议是很有先见的。在这位早年至交的眼里，桓温是有“不臣”之心的。又《语林》记载：“宣武征还，刘尹（即刘惔）数十里迎之，桓都不语，直云：‘垂长衣，谈清言，竟是谁功？’刘答曰‘晋德灵长，功岂在尔？’”。刘惔担心桓温功高而朝廷难制，故出此言以抑一抑桓温的成就感。刘惔对桓温的篡逆之心是具有敏锐的观察力的。另外，我们再来看看这位桓温早年友朋的特质以及这种特质和桓温的对比。《晋书》载：“桓温尝问惔：‘会稽王谈更进邪？’惔曰：‘极进，然故第二流耳。’温曰：‘第一复谁？’惔曰：‘故在我辈。’其高自标置如此。”蒋惔的这种特质也正是桓温所具有的。两人的交好的一个很大原因就是性格气质上的互相认同和欣赏。这种唯我独尊的隐蔽心理在桓温获得绝对的权力之后无疑得到了空前的释放，桓温的篡逆念头是不能不油然而生的。

三　桓温与王敦

    在很多人的眼里，桓温与王敦其实就是一对同义词。《晋书》也把王敦和桓温列在一起作为叛臣来记传。而桓温也把王敦看成是一个理想人物。据《世说新语"赏罚篇》载：“桓温行经王敦墓边过,望之云：‘可儿，可儿！’”

由于学力有限，并不见更多关于桓温对于王敦的评价。然从上面一则，足见桓温对王敦的敬慕。而王敦可值其敬慕的无非就是其权力之大和篡逆之放纵。

四　桓温与朝廷

  桓温与朝廷之间的错综关系和桓温的所作所为是前人考证桓温顺逆与否的根本出发点。这之间，桓温北伐，桓温行废立之事，桓温求“九锡”三件事能够较大程度得反映其顺逆情况。

从桓温北伐来看，桓温三次北伐都违背了朝廷的意愿，也丝毫没有得到朝廷的支持。桓温北伐是个人的一场单打独斗，准确得说是个人的一场单打独斗表演。桓温第一次北伐军至灞上之时，发生了一件耐人寻味的事：桓温入关，猛被褐而诣之，一面谈当世之事，扪虱而言，旁若无人。温察而异之，问曰：“吾奉天子之命，率锐师十万，杖义讨逆，为百姓除残贼，而三秦豪杰未有至者何也？”猛曰：“公不远数千里，深入寇境，长安咫尺而不渡灞水，百姓未见公心故也，所以不至。”温默然无以酬之。据《中国通史》中所言：“桓温志在立威，以功名镇服江东，并非真心伐罪吊民，恢复晋土。（王猛）正说中桓温心事，故其无所答对。”而田余庆先生亦指出：“桓温第一次北伐，出师顺利，军至灞上，耆老感泣，百姓迎劳。桓温达到了增益声威的目的，不愿继续消耗实力。因此临灞水而不渡。前秦王猛料定桓温意在江左而不在关中，是有识的。但桓温部将薛珍却不明桓温意图，咎责桓温持重不攻长安，终于触及桓温忌讳，被桓温所杀。”桓温第二次北伐收复了洛阳，上疏请还都洛阳。“晋廷君臣但求自保江南，无意恢复失地皆不同意迁都，但惧于桓温权势，无人敢言。扬州刺史王述认为桓温‘欲以虚声威朝廷耳，非事实也，但从之，自无所至。’于是朝廷诏答桓温说，‘诸所处分，委之高算，’有关迁都事宜请桓温筹划办理。后迁都之事果然作罢。”第三次北伐桓温“败于枋头，望实俱损……但这只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就桓温在江左积累权力的过程看来，第三次北伐以后，桓温才取得徐、豫，扫清进入建康的障碍，控制司马昱，使东晋朝廷一度成为‘政由桓氏，祭则寡人’的朝廷。因此，桓温第三次北伐又是他在江左权力之争中取得胜利的顶点。”对于桓温的这三次北伐，王夫之就有一个总结性的精辟论断：“桓温之北伐，志存乎篡也。”

从桓温行废立之事来看，据《晋书》记载，枋头之败，温深惭之。寻而有寿阳之捷，问超曰：“此足以雪枋头之耻乎？”超曰：“未厌有识之情也。”既而超就温宿，中夜谓温曰：“明公都有虑不？”温曰：“卿欲有所言邪？”超曰：“明公既居重任，天下之责将归于公矣。若不能行废立大事、为伊霍之举者，不足镇压四海，震服宇内，岂可不深思哉！”温既素有此计，深纳其言，遂定废立，超始谋也。这一席话足见桓温行废立之事的动机，桓温之狼子野心，昭然若揭。前秦主苻坚闻知桓温行废立之事，很不以为然，说：“温前败灞上，后败枋头，十五年间，再倾国师。六十岁公举动如此，不能思愆免退，方废君以自悦，将如四海何？”

从桓温请“九锡”上看，这无疑是桓温篡逆之心的一次赤裸裸的总暴露。“每朝禅代之前，必先有九锡文，总叙其人之功绩，进爵封国，赐以殊礼，亦自曹操始……”所以，“九锡”逐渐就形成了逆臣篡权之前的例行公事。但也有人认为，“桓温求九锡之际，已是病入膏肓，奄奄一息，他求九锡无非是贪图殊荣，并不想篡夺帝位，因为一个行将就木的人，让他做皇帝他也做不了。”但如果这么说的话，那桓温贪图“九锡”的殊荣又是为何？一个行将就木的人，他不能也没有时间享用这样的殊荣。又另一方面，桓温必然是深刻得明白“九锡”之礼的内在含义的。在弥留之际，冒着逆臣贼子的身后骂名的危险，横加求“九锡”，这能说只是贪图殊荣吗？反过来说，一个在病入膏肓之际的人还念念不忘求“九锡”，能说他不篡逆吗？桓温的篡逆之声终于喊出了最强音，但喊得是太晚了。

　　小结

  基于上面的论述，我认为应该把桓温列入叛臣一类。这并不是一件坏事。一个封建王朝的篡逆者会比在位者显得更具有神圣色彩，更可能引起后人的敬重。封建时代是需要叛逆的时代，哪怕这种叛逆仅仅在于代取原统治者的位置。桓温的大部分行为在今天看来是可以接受的，但并不鼓舞人。他并没有在他所处的位置上做出他应做出的历史贡献。同时，桓温还只是一个温和的王敦，由于复杂的人生经历和知识结构造成了他性格和思想意识上的矛盾，他的叛逆并没有干净利落彻头彻尾。这也是他篡逆不成的主要原因。桓温有一句名言，“既不能流芳百世，不足复遗臭万载邪！”别人认为这很豪壮，其实这是桓温的个人感伤。桓温最终既没有流芳百世，也没有遗臭万载。他是一个做了很多偏激的事但最后依然平庸中庸的人。

参考文献：

田余庆：《东晋门阀政治》

《晋书》

钱穆《国史大纲》

（南宋）刘义庆：《世说新语》

《中国通史》  白寿彝 总编

（清）赵翼：《廿二史劄记》